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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鍇:“空間轉向”語境下重溫《戀地情結》

2019-07-26作者:孟鍇刊發媒體:社會科學論壇瀏覽人數:8

《戀地情結》(商務印書館2018年出版)

 

  據說, “空間轉向”是二十世紀最后二三十年人文社科界最大的思想事件, “空間性”這一足以與智識領域源遠流長的“歷史性”相提并列的主體思考模式,一經被人們發現,就很快突破了眾多學科原有的思維范式和研究對象,催生并繁衍了一個龐大的知識譜系,延續至今且方興未艾。 一個具有傳播地理學意味的結果是, 當“空間轉向”這一文化社會思想如潮水般沖破時空的隔閡來到中國時,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正在開啟,盡管之前國內已有零零星星的文章介紹。 有些吊詭的是, 當這一龐大的思想潮水抵達中國的時候,并沒有按照它在西方創生和發展的歷史節律,而是被壓縮成一個時間的平面,一下子展開并且滲透進各種專業領地。近些年來,在中國,空間敘事已經成為各種專業發表中引人矚目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其中空間性概念和范式使用的混亂和自相矛盾,也削弱了它的理論品質和學術地位,這無疑與傳播過程中造成的理論演化的歷史邏輯丟失,從而造成各種誤解有關。因此,有必要回到空間理論演化的一些重要歷史節點,在承上啟下的思想背境中理解“空間”理論的處境和走向。人本主義地理學家段義孚《戀地情結》一書的發表,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節點事件。

  “空間轉向”無疑首先是地理學知識溢出的結果之一。在二十世紀前三分之二的時間里,關于“地理學是什么?”在地理學思想史的脈絡里已然幾經論爭。可以說,在“空間轉向”過程中扮演了重要推手的、 以段義孚等為代表的人本主義地理學思潮,既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前幾次論爭的合乎邏輯的延續,也具有庫恩“科學革命”式的思想的顛覆性和創新性。正如哈特向、帕蒂默等著名地理學家在二十世紀中葉所總結的,地理學形成了系統研究、區域研究和人-地關系研究等幾個最重要的傳統,系統論者把地理現象看作相互聯系的系統,強調用科學的原則研究其內在本質,這無疑與對區域地理的差異性及其豐富的歷史性進行描述性解釋的區域論者形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盡管哈特向在其著名的《地理學性質的透視》一書中試圖對二者進行調和,但他把地理學新定義為“試圖對作為人類世界的地球提供科學描述的研究”顯然也沒能很好地起到這個作用。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其研究成果也作為嶄新的工具被引入地理學,使得地理學領域掀起了一股“計量革命”的浪潮。然而,一方面,正像大衛•哈維所說:“科學方法提供我們鋒利的工具……但濫用鋒利的工具能夠造成巨大的傷害……在地理學中工具常被濫用和誤解, 對此我斷然控訴。” (另一方面, 地理學走向徹底的“計量化”也使它與地理知識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面向之間的鴻溝更加難以逾越。地理學界的智者開始意識到,地理學要獲得新生命顯然需要在哲學和方法論層面進行更深入的思考,才能作為一門具有獨立性的科學獲得對世界的解釋力。作為其中的翹楚,哈維以一部《地理學中的解釋》(1971年)使地理學擺脫了對計量工具的沉溺,為實證的系統的地理學研究提供了具有哲學根基的方法論基礎和完整的概念框架,盡管后來哈維本人認識到實證論的不足而從中跳出。

  稍后于哈維這本著作的出版,兩年之后,一位以對計量地理學進行反思并探討地理學人文面向為鵠的的地理學家段義孚,推出了他的首部代表作《戀地情結——對環境的感知、態度和價值》 (1973年)一書。與實證地理學派以及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前地理學家的認識不同,在《戀地情結》 這本書里,地理學的問題不再糾結于“地理學是什么?”的實然性回答,而代之以“對于自然與人力共同塑造而成的環境,我們有著怎樣的認識?我們又如何感知、構建和評價它? ……經濟、生活方式還有自然本身,是如何影響環境態度和價值觀的?”的新問題。這就將地理學引向了規范性的、理念性的知識,引向了人。如作者所說,“戀地情結”, 也即人與環境的情感紐帶,是這本書一以貫之的主題,研究的視角則走向了人的經驗,涉及人的感知、態度和價值觀。在這里,環境是作為生物有機體的人通過身體感知,作為社會化的人通過文化態度的揀擇, 以及作為社會中之獨特個體的人通過價值反思所呈現的人的映像;它也通過人類在日常生活中物質性的以及符號性的建構而成為一種意象,并反過來作為文化結果與人形成互動,它的純凈美好、它的相對的閉合性和穩定性給人帶來安全和慰籍, 它的大尺幅和開敞性又給人帶來無限的自由和遐思,在人類追求理想人地關系的過程中,它永遠在平衡點的兩側擺動。因為從人的經驗出發, “戀地情結”更能解釋人與環境關系中一些模糊、矛盾和復雜的東西,從而也開放了地理知識同那些更普遍的人文、歷史、藝術學科進行對話的可能。并且,較之五六十年代及以前的地理學,在段義孚筆下,地理現象不再是“客觀事實”,人-地也不是二元對峙的兩端,在人的經驗結構中,它們共同作為了一個不言而喻的整體,人生活的世界是一個人-地互相建構的過程。段義孚在《戀地情結》一書中, 對這個人與環境互動的過程分章節進行了步步辨析,對于人類經驗的精彩解讀可謂直抵人心,深具啟發性。

  將《戀地情結》放在整個二十世紀的傳統直至今日浸淫在后現代主義影響下的人文地理學背景中思考,你會發現,《戀地情結》一書的獨特之處,一方面,在于它將人本主義思想和人的經驗作為研究視角的嶄新方法極大地創新了當時的地理學研究,從而使人文地理學進入人本主義的新時期,其時代性和開創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另一方面,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段義孚仍然繼承了古老的人-地關系地理學傳統,重視人的能動性對物質環境的改造這一二十世紀的文化地理學傳統,同時也與注重地方差異與歷史的區域傳統頗能呼應。 《戀地情結》所弘揚的,當然與具有決定論意味的系統研究傳統和實證主義理論大相徑庭,甚至其誕生也是基于對前者的批判,但這并不表明它與前者水火不相容,相反,《戀地情結》作為對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前地理學反思的結果之一,它與實證主義一樣,追求地理學的哲學根基和方法論,它將現象學和理念論作為人本主義地理學的哲學支撐和方法論來源,并且也如前者一樣, 追求為地理學建立新的研究范式和概念框架。這也是為什么當將《戀地情結》放入人文地理學更晚近時期的后現代的話語背景中,你會發現二者的巨大分野。 《戀地情結》盡管與后現代主義的許多派別共享了方法論個人主義的某些特點, 但是較之后者,盡管它對現代性中的不足進行了批評和彌補,但它并沒有完全放棄現代性,它仍然關注景觀背后更本真的關系,仍然追求理論的建構,它詮釋著傳統意義上的“人文主義”理念,它沒有徹底背離傳統、甚至放棄時間。這使得它被后來受各種“后”主義影響的一些地理派別批評為“本質主義”,甚至被作為“古典”意義上的理論而放棄使用。

  如果將《戀地情結》一書放入作者的人本主義著作出版史中來評價,也可以說它是段義孚人本主義思想方法成熟運用的成名作。盡管他后來出版于1978年的另一部代表作《空間與地方》在概念框架方面更加清晰和定型,但比較后者,前者無疑對人與環境情感紐帶的分析更加廣泛和細致,所涉及的題材既包括人的感知與行動,也包括各種文化背景下的宗教、宇宙模式和世界觀, 既包括從自然到城市的各種景觀體驗,也包括從古老城邦到現代城市的各種符號意象。它無疑已是一種步驟嚴謹的成熟的研究范式, 但是又具有最大限度的豐富性和開放性,這使它更容易同美學、文學、歷史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建立互動。

  正如大衛•哈維的批判現代性空間理論所堅持的現代性論述具有的強大的解釋力量, 人本主義地理學立足人的經驗過程的理論,也呈現出跨越時代的解釋力。當拼貼主義盛行,各種“無”(less)空間性理論面對全球化和互聯網時期新的問題捉襟見肘的時候, 回到地理學理論的歷史脈絡,重新發現人本主義及其理論核心,或許能夠讓我們在人與環境互構的時空流動中,發現一個定位。

  《戀地情結》這部人本主義的代表作在其英文原版發表四十年之后,其中文版也于最近兩年在中國與廣大讀者見面。 “空間轉向”的始作俑者竟然與“空間轉向”的大潮一同來到中國,各種混雜和誤解是不可避免的,當我們從這股思潮的歷史脈絡中辨析出它作為節點的意義和上下關系,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空間性論述,并吸收它成為我們創造地方性知識的力量。讓我們以閱讀向作者致敬!(原載《社會科學論壇》2019年第4期,作者系商務印書館編輯)

 

  參考文獻

  1.大衛•哈維: 《地理學中的解釋》,高泳源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序言,第4頁。

  2.段義孚: 《戀地情結》,志丞、劉蘇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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